上海可能将发布50条健康服务政策,涉及产业多方面

在2018年6月19日的十一届上海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一份名为《加快发展健康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的文件,虽然这份文件的全文尚未公布,但日前健康点在一场行业会议上得知,根据此前的“征求意见稿”版本,上海市即将出台的这份文件包含多达50条内容的健康服务产业政策,其中涉及允许公私合办非营利性医院,搭建上海健康保险交易中心,建立类似英国的GP制度等重要内容。

 

 

据悉,政府草拟这50条政策的目的是将上海建设成为“亚洲医学中心城市”,将健康服务业打造成上海市重要的支柱产业——到2030年,健康服务业规模和质量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要增加到7.5%。

 

允许公私合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根据“若干意见”,上海将允许公立医院根据规划和需求,与社会力量合作举办新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鼓励公立医院与社会办医疗机构在人才、管理、技术等方面建立协议合作关系,并鼓励社会办医参加医疗联合体建设。

 

对社会办医来说,这无疑是重大的利好消息。过去,不少社会办医以“托管”、“特许经营”、“科室共建”、PPP等形式与公立医院取得合作,获取优质医疗资源,在短期内解决生存难题。然而,在实践中,公私合营常常饱受争议,深陷国有资产流失、公私利益输送等政治和道德危机。

 

2017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简称“《草案》”),明令“禁止政府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与社会资本合作举办营利性机构”;“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对外投资。公立医院不得举债建设”。一时间,业界对公私合营医院噤若寒蝉。

 

今年上半年,财政部对11个医疗卫生行业的PPP项目紧急叫停,其中3个项目被调出并退库,2个项目被调出,6个项目被要求限期整改。原广东省卫计委巡视员廖新波对此在其个人微博上发表评论称,“医院PPP用歪了”, ‘公私双方’都是向着营利方向走。

 

此后,业界也多次热议“公立医院与社会资本还能不能合作”,“怎么合作”等话题。

 

这种背景下,上海版的“若干意见”一方面明确了对社会办医的支持态度,一方面为公私合作办医指明了方向,同时,鼓励社会办医加入医联体的条款,则为优质医疗资源在更大范围的共享提供了思路。

 

值得关注的是,“若干意见”中强调,要落实完善基本医疗保险支持政策,医保管理机构与符合条件的社会办医疗机构签订定点服务协议,在程序、时限、标准等方面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对待。对在高水平社会办医疗机构就医的医保病人,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公立医院同等价格政策或病种费用标准予以报销。

 

为达到“亚洲医学中心城市”的目标,上海还提出“5+X”健康医疗服务业布局“。以高端化、国际化、集聚化、特色化为方向,在上海国际医学园区、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嘉定精准医疗与健康服务集聚区、普陀桃浦国际健康创新产业园区、徐汇枫林生命健康产业园区等基础上,在杨浦、金山、奉贤、崇明等区域建设若干健康医疗服务业集聚区。

 

长久以来,上海都是优质医疗资源的高地。上海三甲医院的数量仅次于北京,位列全国第二。知情人士透露,上海大多数专科的医疗机构都已经达到饱和,再做增量已经很难获批。本次”若干意见“开出的优惠条件,将有可能在以上”5+x“的区域放松牌照管制,为符合上述”高大上“定位的社会办医疗机构创造进驻机会。

 

搭建健康险交易中心 探索开放结果性的医院数据

 

有人将社会办医、商业保险、政府部门和公立医院比作一桌四人局的”麻将“:社会办医上手要商业保险”喂牌“,下手要对政府部门”跟牌“,对面要防公立医院”截胡“。

 

的确,商业保险对社会办医的支撑至关重要,且常常是捆绑关系。然而,根据国家卫健委信息统计中心和中国保监会官网的数据,中国2014年健康险赔付在卫生事业总费用中的占比仅有1.58%,保管家创始人韦健就表示”对标现代社会保险保障制度的发源地德国,中国的这个数字太低了“,无法获取医院数据,无法参与医疗服务和健康管理,是中国健康险公司的真实困境。

 

虽然医院的数据不可能拷贝出来给单独的某一家公司。但将其集聚在一个平台上却也能发挥出同样的作用。

 

据了解,上海版”若干意见“提出,要”建设健康保险服务业发展平台。依托上海保险交易所,整合商业保险、医疗卫生服务、健康大数据等资源,设立上海健康保险交易中心,形成健康保险和健康医疗服务业的枢纽型、功能性平台。依托健康保险交易中心和健康大数据,建立商业健康保险挂牌交易服务平台、保险产品创新平台、核保理赔服务中心和健康管理支撑服务中心,拓展商业健康保险增值服务功能。“

 

知情人士告诉健康点称,上海此举是要搭建一个公共平台,让商业保险公司看到平台上的交易数据,通过交易数据反应公立医院的数据”黑箱“。

 

长期以来,医院的数据多以”孤岛“形式存在,就连同一家医院内不同科室的数据也难以互连,遑论对外共享。面对”孤岛“,商保的大数法则频频”失灵“。

 

为破局”孤岛“,2006年,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启动”医联工程“,旨在推动上海所有市级医院实现临床信息共享。十几年来,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数据库,涵盖患者病史档案等关键的临床数据。

 

建立健康保险交易中心或将是申康尝试开放数据的一次尝试。但通过交易中心生成的是结果性数据,并非医院的原始数据,商保公司是否能利用这些数据,建立更加合理的定价模型,后续有待观望。

 

上海要学英国的GP制度

 

促进家庭医生服务市场发展是本套新政的核心内容之一。”若干意见“中,”鼓励发展家庭医生集团“,”社会力量举办全科诊所“,”支持具备全科医师资质的执业医生开办全科诊所“,”鼓励社会办全科诊所进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台的管理与支持体系,允许平台按有关规定购买诊所提供的家庭医生服务“等字眼格外引人注目。

 

知情人士透露,上海将向英国的”内部市场制度“、独立执业的GP(General Practitioner,英国对家庭医生的称呼)制度靠拢:

 

在人事关系上,”鼓励发展家庭医生集团“,是解除家庭医生和社区医疗机构的雇佣关系,让家庭医生成为”自由人“;

 

在供需关系上,引入竞争,家庭医生从”管区域“变成管人头,居民可以”用脚投票“,选择自己认可的家庭医生;

 

在财务上,向家庭医生发放10元/月/人的补贴,不计入工资总额;

 

在劳动价值上,家庭医生的知识产权归个人,不属于社区,进一步激发其生产力。

 

实际上,家庭医生制度作为舶来品,引进中国将近40年,形式大于内容,本土化移植并不成功。去年12月,新华社刊一则”我国超5亿人有了自己的家庭医生“的消息,更是引发全国人民集体调侃”我又脱了全国人民的后腿“。

 

对家庭医生制度本土化的探索,上海一直处于全国领先的位置。国家屡次将上海的”1+1+1“医疗机构组合签约模式(即居民可自愿选择一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签约,并可再在全市范围内选择一家区级医院、一家市级医院进行签约)作为全国学习的样板工程,在徐汇、长宁、杨浦三区试点的”长处方“制度也被逐渐推广到全国。

 

而与以往不同,这套政策的设计思路是公退民进:鼓励家庭医生自由执业、抱团执业,成为个体户或合伙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政府则从家庭医生服务的提供方,退而成为购买方,实现管办分开——这种模式,可以说已经具备了英国的GP制度采用的内部市场机制的雏形。不过,对于政府如何买,买多少家庭医生服务的问题,除了每月10元的人头补贴,”若干意见“中并没有更多具体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