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省政府网站发布《广东省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实施方案》(下称《方案》),鼓励大型医院逐步取消门诊地改革方向,志在改变“小病也去大医院”的现状,引发社会关注。应该说,上述《方案》体现的正是中国医疗改革的方向。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居民之所以到大医院看病难,与社区医疗长期未能发挥其应有作用有极大的关系。所以,欲破解看病难之问题,就必须发展社区医疗。

      构建分级诊疗体系是新医改重点目标之一,自2014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更成为风口浪尖上的核心话题。相关工作已推进多时,大医院却越来越人满为患,规模不断扩张;基层医院则医生患者持续流失,从门可罗雀到“白日见鬼”。建成分级诊疗的目标,眼瞅着更远了。有人指望医保出招,比如直接去大医院看病的,就少补偿,甚至不补偿。然而这不是咖啡涨了价,大家就每星期少喝一杯的问题。生死大事,谁都想先找信得过的医生。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与供给侧相对应的是需求侧。供给侧有四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需求侧有“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中国经济长期以来依靠需求侧的“三驾马车”拉动经济。然而“三驾马车”的一路狂飙带来的负面效应是粗制滥造,效率低下。习近平总书记当政后,供给侧改革被提上议程,希望以制度性的创新,技术上的革新,把中国经济提上更高一个层次。所以可以说,供给侧改革涉及到的一个重点就是创新——行业创新,制度创新,产品创新。

     自从乌镇有了互联网医院,电子处方再次受到关注。处方是医疗文书的一部分,电子处方象征着互联网已经真正参与到国家医疗行为中。但电子处方的管理,目前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有几个问题需要突破——处方外购、签字留样、药品目录、处方退改、数据安全、医保报销。

      “供给侧改革”是我国当前一个热门的经济话题。“供给侧改革”主要是针对长期脱离市场、在政府垄断保护下盲目发展的产业,进行去库存、产能调整和结构改革。另外一方面,走向深水区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也有一个方面,是限制大医院(三级医院)的盲目新建和扩建。就这个局部现象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供给侧改革”。甚至可以说我们一直在进行“供给侧”改革。

    历史上任何 “劫贫济富”的政策,背后的逻辑链条事:企业和企业家是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原动力,过高的税负和管制(比如:强行规定的最低工资、职工假期、来自政府所有企业的竞争)都对企业创新发展不利,进而会造成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员工失业,最后的结果是政府一面损失可以收税的对象,一面要承担更高的社会福利支出。因此,政府应当调整政策,给企业和企业主(或者说:企业家、创业者)更多的资源和自由。

     三大运营商正在各地密集地建设大数据或云计算中心。据有关数据显示,仅中国电信一家的数据中心数量就超过330个,占全国50%以上的份额。笔者以为,目前的所谓“云计算中心”已经背离了“云计算”的本质,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现象极其严重。云计算的本质与核心是数据、软件和服务,而不仅仅是硬件和数据中心,云计算绝不等同于遍地建设数据中心。

      长期以来,我国医疗基本保障实行的是属地管理。由于利益难平衡、统筹层次低,各省份之间信息联通不畅,医保结算“全国漫游”受到制约,困扰着农民工、随子女异地定居老人及异地求医患者等人群。解决医保异地报销难题,需要加强政策整合、信息互通,最重要的是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只有从国家层面上衔接、完善和统一有关的医保政策,打破现有医保制度条块分割的局面,消解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医保“全国漫游”方能早日实现。

         

      当前,多地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实施方案尚未出台,各方关注的核心依然是管理权归属。面临着诸如“官办部分”、“经办能力不足”;医疗机构行为转变;医保与医疗之间仍有鸿沟等问题。如果从我国基本医保制度的完善和长远发展来看,无论花落谁家,整合后的城乡居民医保都面临基金压力、经办能力和推动“三医联动”的现实考验。

     近日,浙江提出并探索的医学人才下沉、城市医院下沉和县域服务能力提升、群众满意率提升的“双下沉、两提升”做法,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种政府主导的系统顶层设计加上强有力的行政命令推动,是较短时间内取得阶段性进展的重要原因。但是,这种模式依赖省级政府层面的强力推动和县级政府的积极配合,所以,浙江的医改成效急需独立第三方的科学评估,其后方可得出是否可在其他地区推广或借鉴的评价结果。